2015年岁末，一本医学人类学民族志频频进入各大年度好书榜单。书名叫《我的凉山兄弟：毒品、艾滋与流动青年》，作者刘绍华，女，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，回到“台湾中央研究院”民族所工作，本书先出的是英文版，再增补改写为中文版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，是中文世界难得的医学人类学民族志。
刘博士凭着过人的勇气、才智与毅力，以海洛因及艾滋为切入点，检讨中国凉山诺苏人何以在改革开放后，迅速沦为双重污名（即落后的奴隶社会及艾滋蔓延）的重灾区。她的分析一方面采取贯时性研究，追溯诺苏人与解放前汉民族国家之间的区隔与对立，以及鸦片在其中扮演的复杂角色，如何影响当代诺苏人对鸦片类毒品的特殊态度；另一方面以现时性研究，深入参与当地乡民的生活，深入了解毒品使用者和艾滋患者的内心感受，发掘他们在追求现代性时的渴求、冲动、彷徨与后果。
进入正文，突然发现我们对这个生活在其中的国度，所知实在有限。原来一直习以为常的56个民族的大家庭，是建国以后才创造出的新名词，在意识形态的大旗下，那些遍布神州各地的300多个族群就这样被简单地归类，无中生有创造出一个个全新的民族。而地处四川西南凉山的彝族，其实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诺苏人，解放以前，凉山一直由剽悍的诺苏人统治整个区域，直到1956年，在凉山解放6年后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才彻底改变了这个地域的一切，新政权的合法性得到巩固，但是诺苏人旧有的社会治理结构却完全被打破，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，又摧毁了既有的风俗习惯，家支活动和传统仪式等社会活动几乎完全停摆。1978年后进行的改革开放，又略过了贫困的诺苏地区，直到80年代定期集市的建立，才让诺苏农民从原始部落社会直接跨入现代社会，开始集体拥抱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。在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的当下，我们沿海发达地区正在消除年均收入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，而在四川的凉山地区，还有很多人年均收入低于300元人民币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，因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实在有限。
于是不可避免地，在多种因素的交织下，海洛因和艾滋病即将掌控这山区的利姆诺苏人祖祖辈辈居住的地区。凉山诺苏男子通过在城市游荡，接触海洛因而不可自拔，以此展示勇于探险的男子气概，却因为贫穷、因为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深陷毒品的泥潭不能自拔，等待他们完成这特殊的“成年礼”回到故乡利姆时，已留下满目的身体创伤。而这还是幸运的，更多的同伴要么在偷盗中、要么在监狱中、要么在吸食毒品感染艾滋后，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而同样因为贫穷，他们在异乡进不起殡仪馆火化，只能草草在野外一烧了事，或被亲友以各种方式将尸体偷偷带回家乡，这些故事令人难过，同时又显得荒谬。阅读的过程中让我想起梁鸿的《出梁庄记》，相同的情节，其实在全国各地都会上演。这些少数族群的年青人，被城市人看不起，最终一个个都走上了海洛因和艾滋病的不归路，是这个社会抛弃了他们，还是他们刚从原始部落一下子进入现代社会，根本难以适应？
作为少数民族的部落，利姆的诺苏乡民在染上海洛因后，如果禁毒部落的家支组织在其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，如果村里有一个强有力的带头人，能用铁腕治理，成效就很明显。但这样的治理模式具有不可复制性，因为带头人的能力有大小，村子的经济实力有差距，如果巡逻队处理不好与当地警方的关系，又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，很容易半途而废，这也是利姆乡的毒品与艾滋问题难以根治的原因所在。而在“第五章：啼声初试个体性”中，通过四兄弟的案例，作者试图梳理这些诺苏人为何抵制不了毒品的诱惑，其实背后反映出他们渴望与现代性接轨的憧憬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前毒后继的诺苏人，跌跌撞撞的现代化之路。
旨在帮助当地防治艾滋病的中英合作项目（利姆计划），最后以失败告终，可归于两大关键因素：即官僚体系的缺陷与国家代理人欠缺文化识能。作者概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集体主义到目前的市场改革中凉山卫生工作的变迁，毛时代在乡村建立的赤脚医生制度，知识青年下乡，让广大农村和农民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药卫生保障。但1976年毛去世后，邓上台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，农村卫生人员大撤退，卫生保健的分权化与市场化，造成了医药分离，农民成了卫生保健政策变革的最大受害者，庞大的医疗开销成为中国农民致贫的首要因素。根据书中2001年的调查，21.6%的农户因为医疗开销过大而落在贫困线之下，现在全国上下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现象，浙江省提出消除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，如果不对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作出重大调整，这会不会又成为下一个失败的利姆计划？
作者作为一个外来者，一个利姆乡诺苏人的旁观者，反复探讨国家代理人在治理利姆乡艾滋病和毒品泛滥的失败之处，反复探讨艾滋病在诺苏人中的逐渐污名化，这其中的内容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，如卫生机构和疾控机构的各自为政，就充分暴露了现行体系的缺陷。因为艾滋患者享受中英项目提供的免费小猪，很多诺苏人不惜名誉受损而冒领，而四处林立的宣传标语又让当地的艾滋污名造成病患权益受损。我们现在提出全面消除4600，会不会出现列入名单的贫困户享受各种照顾政策，而有些条件更差，但是连反映自己贫困能力都没有的农户反而得不到关照心生怨恨？
读完全书，看文末来自世界各地读者的评论，都赞誉有加。而我认为，这本书没有国内人文学者梁鸿写的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这两本书更好。作者以一个外部人居高临下的视界批评中国政府的一切，读来并不认同，但她田野调查的细致功夫值得肯定，由“现代性”这个关键词来分析一个原始部落诺苏在近几十年的巨变，走得太快，灵魂跟不上脚步，导致海洛因和艾滋等问题困扰着好几代的少数民族兄弟，他们的未来在哪里？后记中，这些诺苏人世代居住的利姆盆地即将拆迁成为工业区，他们的聚落会否也要“立改套”？他们传统的火化仪式呢？文化传统呢？真是不堪想象！
(本文发表于2016年2月20日台州晚报第十版书评版面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