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初，一口气读完学者梁鸿写的《中国在梁庄》。作者笔下的梁庄，就是当代中国乡村的生动写照。通过一篇篇口述整理的采访实录，关于留守儿童、空巢老人、农村教育、乡村政治等一个个当下农业农村的现状展示在我们面前。时隔两年，这个在中国的版图中小到遍寻不得的“梁庄“还深深地留在记忆中，梁鸿又出了一本新书《出梁庄记》。作者自己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也承认：（中国在梁庄）并不是完整的梁庄。“梁庄”生命群体中的另外重要一部分——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，“进城农民”——还没有被书写。于是，作者于2011年重回故乡梁庄，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，并利用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间，一一走访遍布10余个省市的340余名“梁庄人“，以梁庄四个大家庭的子孙——福伯家、五奶奶家、梁贤生家、韩恒文家——在中国城市的生活轨迹为核心，描述进城农民的命运、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。
从梁庄出发，作者第一站的目的地是西安市。作为六朝古都，西安曾是我一直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。但是作者一下高速就迷失在一座座似曾相识的立交桥中，过了两个小时才见到了前来接应的“二哥“。随后，在二哥的带领下，拐过一个又一个由围墙组成的弯弯的小路，穿过一堆堆巨大的垃圾堆，绕过一大片开阔的废墟地，最终展现在作者眼前的，同时也展现在读者眼前的，就是德仁寨，一个西安的老村庄，却几乎没有西安户籍的居民和原始村民。而这，也正是这些外来的“梁庄人”落脚和谋生的地方。
是的，谋生。在这些外来梁庄人的眼中，即使住上十年、二十年，西安也只不过是一座谋生的城市，根本没有情感的联结，也不会产生第二故乡的归属感。生病了就回老家的中医院开点药，赚了钱回村里盖宽敞明亮的大房子，而自己则年复一年的蜗居在城市一隅漆黑一片的出租屋里，为了生活打拼，只有在和远道而来的家乡人面前，谈起远处的故乡梁庄时，才颠三倒四地表达“回家心里清是美“。
于是，作者走街串巷，一一寻访家乡人，听这些乡里乡亲们讲述在城市最底层谋生的艰辛：拉三轮车时被黑狗子（对协警等城市管理者的称呼）追截围堵、扣车罚钱的经历；遭受城市公交司机的逼挤戏弄，忍无可忍群起反抗的经历；起早摸黑贩卖蔬菜，一天来回奔波几十公里，只是为了赚几十块钱的辛酸和满足；不造假就赚不了钱的“失败者“讲述食品加工背后触目惊心的内幕；为了在城市生存被迫抱团打群架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……这些“梁庄“人，不仅仅在西安，其实遍布全国各地，就活在我们这些城里人的中间，可是我们跟他们的距离是多么地遥远。如果在平时，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留意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外来人员，坐下来认真听一听他们的故事。但是通过作者的走访，原汁原味地记录，这些出自梁庄人口中平实的话语，却是如此的震撼人心。
作者在走访西安老乡的最后一段，有一句话很动人：“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，那些混沌、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，甚至无数步。”联系身边的实际，我们当下轰轰烈烈开展的“三改一拆“、交通治堵，最终的指向都不可避免地会同这些“梁庄“人发生直接的联系。拆除遍布城乡的违章建筑，可能就会导致这些外来人员失去赖以生存的廉租住房，而高额的房租又是他们所承受不起的，最终导致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流离失所，在更为偏远的垃圾山中寻找安身立命的家园；交通治堵，限制黄包车、电动三轮车上路，为日益拥堵的城市道路让路，可能直接导致这些一无所长的“梁庄”人失去经济来源，家中供养的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因此而辍学失学；实行网格化管理，在路上随意盘查流里流气的社会青年，可知道这些长期低人一等的羞耻感，会导致这些年轻人对这个社会充满仇恨，随时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定时炸弹？
发扬于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。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。在这句口号下，如何倾听外来人员的声音，如何吸收他们的意见，更好地管理我们的城市，其实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。
千百年前，唐朝的张固在《幽闲鼓吹》里写到：“白尚书应举，初至京，以诗谒著作顾况，顾睹姓名，熟视白公曰：‘米价方贵，居亦弗易。’”虽然是拿白居易的名字来开开玩笑，但从此“长安居大不易”，就成为居住在大城市，生活不容易维持的一个著名比喻。千百年过去了，这样的一句话还是让人心痛。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，每个城市都是难以轻易立足的。但是看到文后所附的照片中，作者采访这些乡里乡亲，看到这些“梁庄”人面对镜头时自然流露的微笑，还是让我们对这个社会充满了希望。
王尔德有一句名言：We are all in the gutter,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.
“我们都在阴沟里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。”
（记于2013年6月13日晚，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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